美国改写贸易规则，墨西哥汽车产业深陷“依附性陷阱” 墨西哥在美关税威胁下挣扎，或被迫选边站

本文聚焦美国自4月2日起对进口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加征25%关税这一事件，深入分析其对墨西哥汽车产业造成的多方面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贸易规则、外资布局等，同时探讨墨西哥政府的应对措施以及在中美博弈中的处境，最后提出中国的破局之道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抉择。

自4月2日起，美国开启了一项影响深远的贸易举措，将对进口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此次加征关税的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发动机、变速箱、电子元件等汽车核心部件。

作为美国最大的汽车供应国，墨西哥首当其冲受到了关税的冲击。数据显示，在2024年，墨西哥对美国出口汽车达到了280万辆，这一数字占其总产量的69.5%，同时占美国汽车进口量的近20%。更为关键的是，墨西哥对美国出口的汽车零部件金额高达408.9亿美元，占据了美国同类产品进口的四成市场份额。像通用、日产等跨国车企在墨西哥的组装厂，八成产量都是直接供应美国市场的。

一旦新关税落地，汽车生产成本将大幅上升。跨界车的生产成本每辆会上升4000美元，而在美国生产的电动车每辆成本则可能提高至12000美元。

面对这样的局面，墨西哥政府也在竭力周旋，试图通过谈判来争取豁免。然而，特朗普的真正目标远不止于短期的经济利益。从要求墨西哥配合移民管控，到施压其打击犯罪集团；从胁迫产业回流，到分化中墨经贸合作，美国正以关税为杠杆，一步步将墨西哥拖入“经济附庸化”的陷阱。

从“北美制造”到“美国制造”，美国正在单边改写贸易规则。北美自贸体系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异变。原本旨在促进区域一体化的《美墨加协定》（USMCA），其核心条款已被特朗普政府公然篡改。协定中规定的汽车产业原产地规则——62.5%-75%的零部件需产自北美地区方可免税——在实际操作中已被偷梁换柱为“美国制造”。

这种规则重构带来了三重冲击波：

首先，墨西哥本土供应链的价值被系统性削弱。即便墨西哥企业投入巨资提升国产化率，但只要零部件不是“美国制造”，进入美国市场时仍将面临25%的关税。

其次，美国零部件供应商借此形成了垄断优势。车企若想避免成本飙升，就不得不优先采购美国产品，墨西哥工厂日益沦为低端组装车间。

最后，几代人的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梦想面临名存实亡的趋势。《美墨加协定》从三方共赢的贸易框架，退化为美国单方面攫取利益的工具。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墨西哥经济部长坦言，该国输美汽车中90%已符合《美墨加协定》的75%北美地区生产要求。但在新规下，只有“美国制造”部分可享免税，墨西哥本土制造的部分反而成为被征税对象。这种新的制度设计形成了诡异的悖论：墨西哥产业升级越成功，其输美产品缴税比例越高，两届墨西哥政府推动的旨在提升产业链本土比例的“墨西哥计划”面临巨大危机。

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2018 – 2024（单位：十亿美元）《墨西哥计划》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绝非简单的贸易保护，而是针对墨西哥汽车产业链的“精准手术”，其影响已渗透至产业结构的毛细血管。

在供应链层面，美国正以关税为枷锁，迫使墨西哥接受“经济附庸”角色。通用、福特等车企为规避成本压力，不得不削减对墨西哥零部件的采购，转而将高附加值环节转移回美国。以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巨头Nemak为例，其生产的铝合金缸盖占全球市场份额超过40%，但在新关税政策下，美国客户已要求其在美国本土增设生产线。墨西哥苦心培育的本土供应链，正在关税利刃下支离破碎。

在产业政策层面，墨西哥的“国产化”雄心遭遇重挫。墨西哥前总统洛佩斯力推的“墨西哥计划”本欲打造自主产业链，但新规却将“本土制造”与“被征税”画上等号。墨西哥工厂若使用国产电池或电机，反而会推高整车关税成本。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下，墨西哥汽车产业的发展，不仅在出口方面越来越依赖美国市场，而且在产业链和供应链方面，也不得不越来越依赖美国产品。墨西哥汽车产业恐将长期困于产业链底端，成为美国跨国资本的“血汗工厂”。

在外资布局层面，墨西哥的区位优势正在消散。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曾将墨西哥视为进军北美市场的跳板，但新关税政策大幅削弱了这一战略价值。通过对墨西哥接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分析可以发现，尽管在2023和2024年期间，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年增速开始递减，从2021和2022年期间的18.8%和8.3%分别降至0.4%和1.1%。更为重要的是，在总金额中，新投资项目占比则逐年减少，2024年墨西哥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新项目占比已跌至8.6%，77.9%为既有企业的利润再投资。这种“存量维持、增量萎缩”的态势，折射出在特朗普的“关税屠刀”持续威胁下，国际资本对墨西哥投资环境长期前景的疑虑。

面对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连串关税威胁，墨西哥政府的反应是略显苍白无力的挣扎。其总统辛鲍姆曾多次表示发展与美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十分重要，这关涉到墨西哥的核心经济利益，但主权不应成为交易筹码，美墨贸易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她经常重复的一句话则是，“要合作与协调，不要屈从”（colaboración y coordinación sí，subordinación no）。

但实际上，墨西哥在特朗普政府历次关税威胁下都表现出克制与合作的态度，曾多次派政府代表团赴美谈判，总统辛鲍姆也尽量通过首脑谈判的方式与特朗普进行沟通，争取关税豁免。尽管在三月初曾通过转移犯罪集团头目、配合禁毒行动等“交易筹码”争取到临时豁免，但特朗普的关税大棒仍将砸向墨西哥。特朗普的终极目标始终明确：要么接受“美国制造”主导的产业链重构，要么承受经济窒息的风险。

辛鲍姆3月28日表示，反对美国单方面征收25%汽车关税。墨西哥是与美国在汽车工业领域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去年约有250万辆汽车从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她强调，墨西哥将等待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新的关税措施后做出“全面有力回应”。但由于墨西哥对于美国经济的高度依附性，这种“回应”很难真正有力。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资料图）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表面挥向全球，实则剑指中国。这场贸易博弈的背后，是一场关乎全球经济秩序主导权的暗战。

对中资企业而言，墨西哥的遭遇敲响了警钟。我国企业投资墨西哥并利用当地提供的各种竞争优势进入美国市场，在新冠疫情之后的发展势头越来越猛。这不仅引起了当地政府和商界的关注，而且也让美国感到不舒服，并提醒墨西哥政府采取措施加以审核，避免中国产品通过这种方式给墨西哥市场以及整个北美市场带来所谓“不公平竞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在墨西哥布局的新能源企业，若产品包含中国零部件，可能面临“二次征税”风险。

更严峻的是，美国正施压墨西哥审查中国投资，要求其在中美之间“划清界限”。2026年《美墨加协定》将进行再次审核谈判，届时美国很有可能试图对中国制造的零件甚至有中国元素的产品，采取强行加税等方式进行进一步打压。墨西哥政府近期释放的信号耐人寻味：先是宣布重新评估中国纺织品关税，后又在WTO框架内酝酿对中国商品启动“约束关税”。这些动向显示，墨西哥或被迫成为美国对华“经济脱钩”的前哨站。

特朗普政府修建的关税壁垒，反映了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信念：战后自由经济秩序不是美国繁荣的基础，而是它的毁灭。在他们看来，美国在二战后通过降低关税和允许不受限制的资本外流放弃了其经济主权。这场关税风暴的本质，是全球化治理体系的裂变，标志着全球化2.0时代的终结。

截至今年3月15日，中国已成为墨西哥第四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南华早报》制图

中国的破局之道，在于以更高水平的开放破解“关税堡垒”。一方面需与多国一道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合作，构建自主可控的供应链；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新兴技术标准的话语权，在智能网联汽车、固态电池等领域建立“非对称优势”。墨西哥在特朗普“关税大棒”下的挣扎警示我们：单一市场依赖模式在逆全球化时代已成致命弱点，唯有构建多元化、韧性化的全球价值链，方能抵御霸权国家的“规则狙击”。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周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当美国不再满足于全球化红利分配，转而以强权重构经济秩序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是产业转型阵痛，更是文明道路的抉择。

墨西哥的困境揭示了一个残酷现实：在霸权主导的体系下，后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永远面临“天花板”，要么依附霸权接受剥削性分工，要么在封锁围堵中艰难求进。中国的崛起为世界尤其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这场特朗普带来的关税战争终将被历史铭记。它不仅是贸易规则的较量，更是人类能否超越霸权逻辑、实现共同发展的文明大考。

本文深入剖析了美国对进口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给墨西哥汽车产业带来的多维度冲击，包括贸易规则改写、产业结构受损、外资布局变化等。墨西哥政府虽有挣扎，但因对美经济的高度依赖而难以有力回击。同时，美国关税政策背后剑指中国，墨西哥或被迫在中美之间选边。中国应通过更高水平开放构建自主可控供应链，在新兴技术领域建立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实现共赢共享的新可能，这场关税战争是对人类超越霸权逻辑、实现共同发展的重大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