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花粉症这一现象展开，探讨其在不同国家的出现时间、蔓延原因，既分析了植物变化等环境因素，也提及了人类自身生活方式改变等内在因素，并介绍了相关的学术假说。
在新的一年里，花粉症季如期而至。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遭受花粉过敏症状的困扰，花粉症甚至被冠以“第二大国民病”的称号。那么，花粉症不断蔓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历史，看看花粉症在不同国家的起源情况。全球首例花粉症病例报告出自英国医生约翰·博斯托克之手。在1819年，博斯托克在报告中详细描述了自己“眼睛与胸部周期性疾病”的症状。每年6月上旬，他的眼睛会发炎，还会感到头晕头沉、频繁打喷嚏，而到7月末前后，这些急性症状又会自行痊愈，且每年都会重复出现类似情况。为了获取更多的研究数据，博斯托克积极寻找有同样症状的患者，但花费了9年时间，也仅仅找到了28例，在当时，这绝对是非常罕见的病例。博斯托克将这种病命名为“夏季感冒”。后来，英国另一名医生查尔斯·哈里森·布莱克利以自己为实验对象进行深入研究，最终查明这种症状是由禾本科牧草花粉引起的，并于1873年发表了相关论文。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医生莫里尔·怀曼报告了一种“秋季感冒”疾病，鉴于症状出现时间与豚草花期高度一致，怀曼推测这一疾病可能是豚草花粉所致。由此可见，英国和美国出现花粉症病例是在19世纪。分析这一时期的情况，英国牧草地面积不断扩大，而美国城市开发产生了大量空地，致使豚草大面积蔓延，花粉数量不断增多，从而诱发了这种新的疾病。
再看看日本的情况。医生斋藤洋三首先发现了花粉症，并将其命名为“杉树花粉症”。1963年，斋藤在栃木县日光市医院为花粉症患者进行诊治，他所作的报告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花粉症病例报告，在此之前，日本几乎没有花粉症患者。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花粉症患者数量开始显著增多。一个常被提及的原因是，战后日本砍伐了大量天然森林，并在短期内大量种植杉树，形成了单纯同龄林。当杉树到了大量散播花粉的树龄，空气中的花粉浓度急剧飙升，大批人因此出现花粉过敏症状。这与英美医生所解释的花粉症诱因颇为相似。
花粉症属于典型的过敏疾病。过敏本质上是免疫系统针对某种“抗原”产生的过度反应。所以，在探寻花粉症病因时，首先考虑是植物变化导致新抗原产生，这是很自然的想法。然而，日光的杉树行道树早在江户时代（1603至1868年）前期就已经枝繁叶茂了，如今花粉症成为“国民病”，如果仅仅把原因归咎于昭和时代（1926至1989年）的植树造林，似乎有些牵强。从时间顺序来看，英国、美国和日本先后出现花粉症病例，而且花粉症蔓延的时间与各国工业化、现代化取得显著进展的时期几乎是重合的。当然，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植物。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大气污染日益加剧，再加上工作方式和家庭形态等方面的改变，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在思考花粉症问题的本质时，是否应该更多地从人类自身变化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呢？英国流行病学家戴维·斯特拉昌在1989年提出的“卫生假说”，为我们指引了这个思考方向。斯特拉昌参考了面向英国同一时期出生的约1.7万人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成员数量越多，尤其是哥哥姐姐数量越多的人，花粉症发病率明显更低。他分析指出，或许是兄弟姐妹带回家的微生物，起到了抑制年幼者过敏症发作的效果。简单来说，就是过敏可能是因生活过度清洁所致。受此启发，多项相关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最近，也有人提出了“老朋友假说”和“微生物菌群假说”，具体来说，寄生虫的存在以及与人类肠道共生的微生物的多样性，在维持正常免疫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不过，尽管“卫生假说”获得了相当数量专家的支持，但这些毕竟还只是停留在“假说”阶段。而且，把问题过度简单化是很危险的。例如，如果认为只要不讲卫生就能治好过敏，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同时，关于过敏，一些缺乏科学依据的信息很容易传播，这一点也需要我们格外注意。
话虽如此，包括饮食、医疗、家庭、育儿、生活空间、自然环境在内，人类所处的环境条件在短时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难说这与过敏疾病的激增毫无关联。也就是说，与外界相互作用的身体，已经跟不上外界环境的变化速度了。这个“内在环境问题”今后也许会变得更加棘手。
本文深入探讨了花粉症蔓延的原因，既涉及植物变化等外部环境因素，如不同国家森林植被的改变导致花粉增多；也强调了人类自身生活方式和环境变化等内在因素，如工业化带来的生活巨变、“卫生假说”所提及的生活过度清洁等。目前虽有相关假说但尚未定论，且不能简单归因，同时指出人类身体难以适应外界环境快速变化这一“内在环境问题”可能会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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