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办改革再出发，引领区域合作迈向新高度

本文围绕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展开，通过讲述干部交流会上的老照片故事、各地干部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经历与诉求，以及长三角办的改革发展等内容，展现了长三角一体化从解决有形障碍到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人”的一体化带来的积极变化。

来自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不同省市的17位干部齐聚一堂，召开交流会。此时，距离他们到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以下简称“长三角办”）报到刚好过去一周。在交流会上，长三角办常务副主任张忠伟拿出一张老照片，开始讲述往昔的故事。

说这照片老吧，其实也不算特别久远。照片拍摄于2018年底，画面中，身着风衣的张忠伟独自站在水边，身形显得颇为瘦削。照片里，有密密麻麻的芦苇荡，还有泛着白光的湖水，整个场景透露着荒凉与沉寂。人工建筑只有对面的铁塔和远处一座高速公路桥。

照片拍摄的地点位于上海和江苏的交界地——元荡湖水面上。当时，为了防止水葫芦蔓延和渔民越界，湖面上插满了竹竿子和木桩子，上面还缠绕覆盖着渔网，这些便是当时的沪苏界桩，仿佛在“宣告”着行政边界的存在。张忠伟站在一人多高的芦苇荡边，隔湖就能清晰地看到对岸上海青浦的树林和民居。然而，若想前往对岸的青浦，却必须绕行国道或高速公路，这一来一回竟需要40分钟。

时光匆匆，7年过去了。如今，若想在相同的位置拍摄一张相同的照片，已然是不可能的事了。当天上午，长三角办一行人前往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进行考察调研。他们惊讶地发现，当年的废旧木料交易市场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了热门打卡新地标——鼋荡小馆。更令人惊喜的是，一座元荡慢行桥横跨苏沪两地，人们悠然自得地步行在桥上，不知不觉间就跨越了省界。去年10月，元荡23公里滨水岸线全线贯通，休闲娱乐、水上运动、户外骑行等新需求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交界处的功能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竹竿子”和“木桩子”的故事，其实在长三角的诸多交界处都在上演。张忠伟语重心长地说道：“这些东西都要拔掉。而且，除了有形的障碍，还有无形的阻隔，大量的工作正等着我们长三角办去完成。”

2018年1月底，在上海的牵头下，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组建并选派干部，长三角办在上海正式挂牌成立，成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的第一个跨行政区划的联合办公机构。到了2024年12月，三省一市联合印发实施《关于强化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职能建设的实施方案》，长三角办正式迎来了新一轮的改革。

2024年12月26日，随着沪苏湖高铁的开通运营，上海松江站也同步建成投用。

“我来自上海市松江区，同时也来自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上海市松江区科创发展办公室副主任戴志明表示，他希望能够联动长三角的各个重点区域。

“G60要从高速时代走向高铁时代，请发展改革委做个方案。”2018年，戴志明刚到松江区发展改革委工作，这便是他接手的第一项任务。那个周末，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整整两天，最终写出了初稿。也是在2018年，上海松江站被规划成为沪苏湖高铁上的站点，成为了新的上海对外大通道。

以“硬联通”为基础，“软连接”也迎来了升级。2018年6月，长三角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松江与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合肥9座城市签约共建，G60科创走廊从基层的生动实践成功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然而，这毕竟只是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区域探索的一种模式。戴志明长期负责产业对接工作，有时会遇到一些无法满足的需求。他无奈地说：“我们有一些做机器人的企业想和南京、无锡合作，但我这里没有通道。”

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则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另一重要载体，目前已连接起上海普陀、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泰州等城市。戴志明设想：“能否通过长三角办的平台，让‘一廊’‘一带’实现联动呢？”

金山区枫泾镇党政办公室主任高巍巍来自省界地区。枫泾地处沪浙五区（县）十镇（乡）交界，两地尤其是产业合作的需求十分旺盛。

高巍巍曾接待过一家嘉兴企业的来访。这家企业以汽车零配件为主营业务，在嘉兴拥有生产基地，希望能在金山注册公司，落地部分产能，用于做外贸订单。高巍巍解释道：“外资要求工厂放在上海，因为上海的品牌说服力更强。”而枫泾距离嘉兴不远，又地处上海，正符合企业的要求。

政府该如何搭建平台，促成更多的跨域合作呢？几年过去，在长三角范围内，相关的实践愈发丰富。高巍巍心想，或许此前的困惑，如今能在长三角办找到答案。

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规划处裴付龙曾参与长三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如今项目编制任务已经完成，他打算向各地学习体制机制，以便更好地服务规划的实施落地。

陈亮来自江苏省南通市发展改革委，南通正在谋划与上海、苏州的毗邻区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对于跨域共建的相关尝试，他希望能在长三角办学到更多的经验。

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城镇处副处长黄汝平曾参与杭甬“双城记”工作，在两地协同发展、区域带动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沪苏皖对都市圈的错位互补发展也有一定的探索，到了长三角办，他能够获得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无论每个人有着怎样的“私心”，从踏入长三角办的那一刻起，大家便从各省市干部转变为了“长三角干部”，从上海人、江苏人、浙江人、安徽人转变为了“长三角人”。

如今再次走进长三角办，依旧是那幢幽静的小楼，但气氛却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沉稳、内敛。

这几年，交给长三角办沟通协调的事项，难度越来越高。7年前，打通省界上的众多断头路，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体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长三角办里，三省一市的干部坐在一起，充分讨论各自的诉求和困难，随后大规模打通断头路的工程全面启动。

而如今摆在眼前的，大多是关于体制机制创新的“硬骨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工作不断走深走实，新阶段有了新要求，长三角办要承担新的使命，体制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创新。

若说以前长三角办就像初创公司，那么现在它改革创新再出发，要保持“创业心态”，争当“标杆企业”。张忠伟把长三角办比作一辆马车：“车轴强大，才能更好带动两个轮子转起来。”

2024年6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人座谈会期间，审议通过了强化长三角办职能建设方案。“两个轮子”的形态和方向进一步得到明确——其中一个轮子，是17个专题合作组；另一个轮子，则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相关重点区域。

方案重点关注强化长三角办的职责定位、强化力量配置、强化运行管理和强化服务保障4个方面。同时，长三角办内部细化了3个工作组的设置。综合组主要负责重要规划计划和方案的编制，以及重点合作事项的协调调度。专题协调组主要负责联系三省一市相应的专题合作组，比如生态环境合作组、交通合作组、科技创新合作组等，做好跟踪推进、专题协调和督促检查，推进重点领域联动。重点区域工作组主要负责沟通协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G60科创走廊、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跨区域的组团，以实现板块间更好的联动。

目前，长三角办已经明确2025年要重点抓好12件大事，每个组各分到4件。综合组负责组织筹备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等，专题协调组的任务包括跟踪调度2024年度长三角重点合作事项等，重点区域组目标是做好长三角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研究等。

2024年11月28日，G60科创云廊二期实现“云顶网壳合拢”，让这一旨在打造“世界最长城市产业长廊”的项目建设突破了重要节点。这是已建成的一期项目实景图。

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不同省市的工作人员聚集到一起，联合办公，究竟有什么作用呢？高巍巍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省界上的故事——沪浙省界上，曾有一幢“骑”在分界线上的房子，一半在上海，一半在浙江。几十年来，由于两地拆违力度不同、节奏不同，这栋违章建筑一直未能拆除。几年前，交界处的28个村居开始互派干部挂职，随着人员相互熟悉、能够换位思考，一些原本“老大难”的问题得到了集中解决，那栋几十年都拆不掉的房子终于被拆除了。

裴付龙也感慨地说，跨区域的工作，要加强对接、无缝对接、持续对接，“长三角一体化，首先是‘人’的一体化。”而长三角办的设立、运转和改革，始终在强化这一目标。

2月底，新一轮选派干部到岗不久，记者到长三角办采访，中午用餐时间，就餐位置“泾渭分明”，各省干部分开就座。两周后，记者再次来到长三角办，发现食堂里的“界线”已经模糊，呈现出“江海一色”的景象。

在长三角办内，三省一市的干部很快就打成了一片。在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之间的连接距离也不再遥远。如今，在长三角办的“新兵”中间，对通勤方式和通勤时间的“调侃”，已经成为办公室里茶余饭后的常见话题。

从金山枫泾到武康路上班，高巍巍每天需要换乘4种交通方式——出家门后，先骑5分钟电瓶车到公交车站，再乘坐1小时公交车到地铁站，然后乘坐大约30分钟地铁，最后从衡山路地铁站骑自行车到办公室。为了通勤方便，又担心找不到共享单车，他专门买了辆自行车停在地铁站口。

裴付龙家在合肥，是办公室里离上海最远的，但回家对他来说并不困难。他“掐着表”算过，每个周五，从上海虹桥站出发，乘坐19时50分的高铁，两个多小时后就能到达合肥，时间不算太晚；每个周日晚饭后，再乘坐高铁回上海，22时30分便可回到住处，丝毫不耽误第二天上班。

大家开玩笑说：“合肥人回家，都快比金山人回家更‘近’了。”这是独属于“长三角人”的一体化成就感。

本文通过讲述长三角办的发展历程、干部们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经历和诉求，以及办公室内部的变化，展现了长三角一体化从解决有形障碍到体制机制创新的推进过程。强调了“人”的一体化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重要作用，体现了长三角办在区域合作中不断探索、改革创新，为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最终带来了区域融合和发展的良好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