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让建筑与历史、自然、人类深情相拥，从刘家琨到众建筑师，建筑温情时代已至

本文聚焦于中国建筑师在建筑领域的杰出成就与独特理念。以2025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刘家琨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多位中国建筑师如何通过不同方式赋予建筑以温度，包括留住历史传统余温、融入自然环境温情以及守护人类生活温存等方面。

北京时间3月4日晚，在全球建筑界备受瞩目的“普利兹克建筑奖”揭晓了2025年度的获奖者，中国建筑师刘家琨脱颖而出，成功获此殊荣。他也成为继王澍之后，第二位获此至高荣誉的中国本土建筑师。多年前，刘家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深刻阐释了他独特的“建筑观”：“建筑绝不应仅仅是冰冷的钢筋水泥组合，而应是能触动人心、让人落泪的隐喻，是文化的有力承载、历史的鲜活见证，更是人们进行情感交流的重要空间。”赋予建筑以温度，这不仅是“50后”建筑师刘家琨始终坚守的价值追求，也是“60后”的王澍、“70后”的马岩松、“80后”的赵扬等一批优秀建筑师不断传承和延续的集体价值追求。

留住历史传统的余温

刘家琨曾说：“我在当代做建筑，但我也想表达历史的‘传奇性’。”在他所著的《此时此地》一书中，收录了一组阐述其早期建筑作品的随笔。当提及代表作“鹿野苑石刻博物馆”时，刘家琨表示，由于博物馆的藏品都是带有历史印记的石刻，所以在建筑设计中，他希望呈现一部“人造石”的建筑故事。所谓“人造石”，就是采用清水混凝土这一单一材质涂抹墙面，运用手凿毛、锯割加金刚砂等加工石材的传统方式来修葺墙面，将整个博物馆打造成一块素面朝天、沧桑古朴的“巨石”。在这里，历经数朝数代的古老“石刻”，与现代做旧的“石屋”、河床薄土下历经数万年的“卵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相互呼应、交融，强烈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在2013年设计建造水井坊博物馆时，刘家琨首次使用了他自己创造的“再生砖”材料，并且在后来的西村大院、诺华上海园区等知名作品中多次运用。“再生砖”是以汶川地震后的废墟瓦砾为主料，将其碾碎后掺入麦秸和沙土，再通过压制等工序制作而成的“新砖”。无独有偶，13年前同样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王澍，也一直将旧物利用的思维融入建筑选材中。在他的《造房子》一书中，《循环建造的诗意》一文介绍了他在设计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时，“使用了超过700万片回收的旧砖、瓦、石料和陶瓷碎片，发展出一种与混凝土相结合的混合砌砖技术”。无论是刘家琨的“再生砖”，还是王澍的“循环建造”，其出发点都是充分利用那些充满历史感的废料，重新赋予它们精神和尊严，让它们在新的建筑中焕发出历史的价值和记忆。王澍还在宁波博物馆、杭州国家版本馆、富春山馆等作品中不断实践“循环建造”的思想。新生代建筑师马岩松曾在采访中对王澍提出“（应该）抛去所有符号性的东西，去质疑建筑更本质的东西”的看法，抛开学术争论，这其实也从侧面体现了王澍坚持与历史对话的决心。

除了在建筑材质上注重历史尊严的捡拾，王澍在杭州中山路项目中，通过改造衰败遗迹，重现了千年繁华，推动了“一条路的复兴与一座城的复兴”。面对当时“现状完全是一堆破烂”的南宋御街，王澍既采用骑楼坊墙、引水浅沟等传统建筑方式，从外在形态上营造出“南宋风貌”，又借助宋代山水立轴的意味和中国传统章回式的叙事结构，来布局整个道路的历史结构，使其从内在肌理上重现“南宋自信”。正如王澍在新近播出的纪录片《我的时代和我》中所说的“要把哲学家和工匠直接焊接在一起”，南宋御街正是以匠人的思维重现了历史的样貌，以哲学家的思想重现了历史的灵魂，并让两者完美地交融在一起。

融入自然环境的温情

在建筑界，对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存在诸多争议。从20世纪开始，以住宅为代表的建筑逐渐变成“一个没有个性，具有普遍性的盒子”，西方建筑师愈发提倡“建筑与环境间的割裂”。然而，日本建筑大师隈研吾却认为“家不是用来买卖的东西，它是用来居住、生活的”，并坚称“无法与大地割裂开的，才是建筑”（《撕碎建筑的硬壳》）。隈研吾的建筑理念明显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民国时期建筑师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把“眼前有景”列入“为园三境界”，强调了建筑和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中国当代建筑师们对此更是深信不疑。

在《造房子》中，王澍结合杭州“一半湖山一半城”的城市格局，感慨“城市建筑要遵循自然山水的脉络生长和连续蔓延”。在设计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作品时，他坚定地践行了这一理念。中国美院象山校区打破了现代建筑常见的直角直线屋顶，采用曲线和折线，将屋顶设计得如同象山山脉一样高低起伏，高处似山峰，低处如山谷，不仅增加了建筑本身的层次感和空间感，还与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形成对话关系，交融成一个彼此成全、不可或缺的整体。正如书中所记述的：“一位朋友站在校园建筑的门廊下看着象山，他说‘这山是在你们的建筑完成后才出现的’。”在设计宁波博物馆时，王澍认为“如找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为依据，我们可以回到自然去寻找”，参考“这个地区也曾经拥有丰富的山水绘画传统”，他把宁波博物馆“当作一座山来设计”，并将“建筑上部开裂的体块混合着山体和村落的印象”，实现了“对自然的返回”。

青年建筑师赵扬从2012年起就定居在云南大理，他设计的建筑作品几乎都围绕大理展开。大理的山山水水，不仅是他日常创作的灵感源泉，也是其建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童寯在《江南园林志》中通过拆解繁体的“園”字，概括了中国园林的要素和布局：“‘□’者围墙也。‘土’者形似屋宇平面，可代表亭榭。‘口’字居中为池。池前为山，其旨与此正似。”中国传统园林擅长造景，但往往将居住用的房子和游憩用的“园子”明确区分。在《造一所不抗拒生活的房子》一书中，赵扬详细介绍了他在大理设计的喜洲竹庵、柴米多农场餐厅、既下山酒店等代表作品。受“亚洲建筑之父”杰弗里·巴瓦自宅的启发，赵扬的喜洲竹庵打破了传统建筑思维中住宅与自然的天然壁垒，通过落地窗户、墙面漏框、连通廊道借景入室，将阳光、植物、猫狗和以自然生态为材质的各类手作带入屋内，“让室内、半室外和完全露天的空间不经意地过渡，让功能性的行走同时也是游赏的漫步”，真正实现了多元空间的自然流淌、相互渗透、融为一体，让古人向往的“人在画中游、人在景中居”的理想生活成为现实。

守护人类生活的温存

挪威建筑学家诺伯舒兹在其著名的“场所精神”理论中提出，“建筑是赋予人‘存在的立足点’的方式”，建筑的意义在于与人的生活情境相结合。在刘家琨199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明月构想》中，他虚构了一位盲目创造“乌托邦式城市”的建筑师欧阳江山，因为规划建造一座违背人类自然本能和情感需求的“明月新城”，欧阳江山最终身败名裂，后半生只能栖居于一幢高楼屋顶的电梯机修间孤芳自赏。这部小说以虚构的方式表达了刘家琨对“建筑霸权”和“建筑英雄主义”的反抗，展示了他希望推动建筑在现实和理想之间达到协同的追求。

在代表作成都西村大院中，刘家琨依托一座14万平方米的“烂尾楼”，重塑了公共空间和社区生活的范式，将市井烟火气引入到建筑的各个角落。在胡慧姗纪念馆中，他用汶川地震遇难女孩胡慧姗生前最爱的粉色装饰整个空间，用女孩最为珍视的个人物品和一张空凳子作为展陈布置，让参观者只能透过一个类似猫眼的小孔来窥见纪念馆全貌，避免打扰女孩的生活。刘家琨的建筑作品是他小说理想的实践，他践行着“建筑学也是人类学”的理念，正如“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会的评审辞所说：“刘家琨立足当下，因地制宜地对其进行处理，甚至为我们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日常生活场景。”

《二十城记》讲述了建筑师马岩松和国内外20座不同城市之间的“建筑故事”。马岩松生长在北京、定居在北京，书中对北京的建筑思考着墨最多。在全书开篇，马岩松写道：“北京城之于儿时的我，是一个大的游乐园。”将城市和游乐园对等，体现了城市和人之间有趣的互动。然而，随着城市功能布局的扩大，现代化城市逐渐向功利性的经济模型靠拢，城市和人的关系变得疏远。马岩松认为，建筑师的职责是重新挖掘那些原本随处可见的多元互动，“在城市建设中去关注人，赞美人性，表现人的独特性”。

在接手嘉兴火车站的设计任务后，马岩松打破常规，将“火车站的机能、交通、流线全部放置于地下”，同时“拆除了车站旁人民公园的围墙，与火车站南北两个广场围合成35万平方米、种植了1000多棵树的城市绿化空间”，实现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最大程度开放，加强了建筑、城市和人之间的融合。在设计“百子湾公租房”时，马岩松也拆除了社区围墙，将城市道路引入社区，贯通城市人流到社区一层的商业街区，消解了社区和城市的界限，弥合了部分保障房住户心底的“被弃心理”。同时，他在二层设计了漂浮花园，并通过连桥将这些花园连接起来，扩大了居民活动空间，让城市的温度和尺度更加宜人。嘉兴火车站和百子湾公租房充分体现了马岩松“在尊重各自私有空间的前提下，城市空间应该倡导多价值、多人群的共享性”的核心建筑观念。

在《二十城记》随书附赠的书签上印着这样一句话：“把善良呈现在艺术里，把刺留给建筑。”就像马岩松设计的“流星椅”一样，“刺”潜藏在传统和常规之后，虽不明显但确实存在。刘家琨、王澍、马岩松、赵扬等建筑师都敢于突破常规，他们手握“利刺”，在创新和变革中让建筑重新获得温度，重新建立起与历史、自然、人类之间珍贵的情感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