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带领读者走进闵行的历史深处，通过闵行区文史专家张乃清的研究，探寻明代文人董宜阳的故事。从他所建的“紫冈草堂”“曲水园”，到传世名画《曲水园图》，全方位展现董宜阳的人生轨迹和当时的江南人文风貌。
在闵行，有这样一位深耕乡土历史文化的专家——张乃清。他长年致力于乡土历史文化的研究，著作等身，像《上海闵行文史丛书（第一辑 10 卷，第二辑 11 卷）》《人文闵行丛书 4 卷》以及《上海闵行非遗丛书》等 10 多卷作品，都是他心血的结晶。如今，“今日闵行”携手张乃清老师推出“乃清叙史”，让我们一同在闵行的史话中，领略江南人文的独特魅力。
或许你早已知晓，闵行区临沧路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古藤园”，园内那株由明代名人董宜阳亲手种植的紫藤树，历经 500 多年的花开花落，依旧生机勃勃。然而，你可能并不了解，当年此地曾是董宜阳所建的“紫冈草堂”。若往南行至黄浦江畔，还能探寻到董宜阳晚年修建的“曲水园”。那么，从“紫冈草堂”到“曲水园”，其间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那幅珍贵的《曲水园图》又是如何诞生的？这些历史遗存又有着怎样不可估量的价值呢？
董宜阳的“紫冈草堂”
董宜阳（1511～1572），字子元，是明代吴会里董家老宅（今马桥镇友好村八、九组）人。他出身名门，祖父董纶（1427～1480，字诚之，号介轩，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南京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父亲董恬（1454～1527，字世良，弘治九年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嘉靖年间，董宜阳命运多舛，爱妻杨令的离世让他悲痛万分，此后他便决意不再远行，自号“七休居士”“紫冈山樵”。
嘉靖三十二年（1553），黄浦江沿岸遭受“倭患”侵袭，一场巨大的灾难突如其来。数年的倭寇之乱平息后，董家老宅元气大伤，家道逐渐中落。在这样的艰难时刻，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迁往松江府城谋生，而董宜阳却坚守着自己的家园。他在沙港河沙冈桥侧亲手种下紫藤，并修建了“紫冈草堂”（也就是如今的“古藤园”），在这里他静心读书，潜心学问。友人孙承恩曾题词赞道：“沙痕海迹见紫冈，冈上幽人结草堂。浦响候潮喧枕席，门高乔木带风霜。”
宜阳古藤：为何另建曲水园
董宜阳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热衷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或是校诵书史、临写古石刻，或是吟诗作文。然而，时常有人前来打扰，这让他的内心颇为不畅。
年近 50 岁时，为了远离尘世的喧嚣，董宜阳毅然将祖传家业全部留给自家兄弟，选择在黄浦江沙港口东侧的野地，自建了三间茅屋，取名为“曲水园”，希望能在这里逍遥自在地安度晚年。这里周边松竹繁茂，流水环绕，宛如人间仙境。
此地处于冈身地带，位于黄浦江滨江（上海堤防标号“黄浦江左岸 67 十 400”）。从明代至今，除了江堤和步道有所变化外，地形、地貌基本保持原样。
《曲水园图》佐证
上海博物馆珍藏着明代画家文嘉（文徵明次子）的名作《曲水园图》，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董宜阳所建曲水园的美丽景观。图上画家自题：“董君子元有别业在黄浦之上，松竹秀郁，殊为胜绝，名之曰曲水园。嘉靖己未九月过吴，请予图之，因为写此。茂苑文嘉。”此画创作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当时文嘉 59 岁，董宜阳 50 岁，两人交往十分密切。
在《曲水园图》的右方，画着一片平坦的河岸，靠近河边有三间茅屋，四周茂木成林，长松挺拔，修竹幽深。隔河下方有坡石和葭苇，古柏郁郁葱葱。画幅中部是一大片空旷的水域，河中点缀着几处汀屿，还有柳竹屋舍。画卷末尾微微露出坡岸的一角。图中的正屋内，一人正坐在草褥上展卷阅读，此人正是园主人董宜阳。右屋内，侍童端着茶杯，邻屋的桌上摆放着书册，陈设简单而雅致。竹林小径上有拄着拐杖的客人前来，傍岸的孤舟上有人在垂钓，他们都是董宜阳的朋友。这幅画完美地再现了黄浦江畔曲水绕村的宁静景色。
董宜阳的晚年生活
隆庆六年（1572），董宜阳在家中与世长辞，年仅 61 岁。
董宜阳在曲水园独自居住了 10 多年。步入晚年，他在简朴的曲水园内过着不问世俗的生活。他曾亲手书写七言诗，抒发自己的心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随富随贫且欢笑，不开口笑是痴人”。他尤其喜爱长庆元白体，擅长创作古诗，诗品清醇、朴茂、典雅。时常有朋友从远方赶来与他相聚，畅叙友情。曾经有老友在浙西任巡抚，有人送钱想让董宜阳帮忙引荐，他严词拒绝。
董宜阳一生致力于收集乡邦文献，他著辑有《云间近代人物志》《皇明名臣琬琰录》《中园杂记》《上海纪变》《董氏族谱》《松志备遗》《皇明先哲金石录》《金石林》《紫冈集》《兰金集》《云间诗文选略》等众多作品。这些作品从历史、文化、社会和文学等多个角度，为研究他那个时代和地域的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明代中期，“上海文化”由西向东推进至黄浦江中游段地区。“董其昌故里”所形成的乡土文化圈，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典型例证。如此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正等待着我们去深入开发和利用！
本文通过闵行区文史专家张乃清的研究，详细介绍了明代文人董宜阳的生平事迹。从他在困境中坚守家园修建“紫冈草堂”，到为求清净另建“曲水园”，再到他的晚年生活和丰富的著述，展现了董宜阳淡泊名利、热爱学问的品质。同时，也揭示了明代中期上海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及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呼吁人们重视并开发利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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