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美国政府以“重振造船业”为名，拟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靠费这一事件，深入剖析该举措在国内外引发的反对声浪、对全球航运和供应链造成的影响，以及美国造船业自身的困境和过往贸易保护政策的失败案例，同时指出全球航运业不会坐以待毙，有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摆脱这一闹剧的影响。
近期，美国政府放出风声，打着“重振造船业”的旗号，企图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靠费。这一举措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上都引发了多方的批评与反对，它不仅暴露出美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战略焦虑和结构性矛盾，更将全球航运推向了系统性风险的边缘。
当地时间3月24日和26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两次就拟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等领域采取的限制措施举行公开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多位来自美国不同业界的代表明确表达了对所谓“港口服务费”计划的反对立场。美国航运商会首席执行官梅特卡夫形象地表示，想要替代中国制造的船舶，可不像“点一下开关”那么简单。有分析指出，如果有关举措真的落地实施，不仅无法让美国早已孱弱不堪的造船业重振雄风，还会让其农业、制造业和运输业遭受重大损失，更会直接冲击全球航运网络，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区域化割裂的状况。
海运作为国际贸易的核心通道，其成本和效率直接关系到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国际航运公会（ICS）发出警告，美方拟议的举措将严重扰乱美国贸易，还会推高消费者价格。据目前的数据显示，拟议的费用可能会影响到停靠美国港口的绝大多数集装箱船。这就意味着，一旦政策落地，可能会引发运费暴涨、航线重构、港口拥堵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从更深远的影响来看，全球供应链可能会被迫割裂成不同阵营，而最不发达国家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特别是其食品进口价格可能会大幅飙升。这种人为制造的航运壁垒，本质上是将地缘博弈的代价转嫁给全球经济，最终只会演变成一场没有赢家的“囚徒困境”。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此举对全球航运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美国打破了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航运秩序，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公平竞争原则替换成了“长臂管辖”的霸权逻辑。地中海航运、达飞海运等国际巨头已经明确发出警告，成本转嫁将会推高全行业运费，最终这些通胀压力都会由消费者来承担。这种“美国生病、全球吃药”的模式，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困境，更动摇了经济全球化赖以存续的信任基石。全球物流网络可能会面临船舶滞留、货物延误、保险成本攀升等风险相互叠加的严峻局面。
美国有些人认为，这项强硬政策有助于“重振美国本土造船业”。然而，在现实面前，这种想法就像美丽多彩但又不可触碰的肥皂泡。据美国媒体测算，美国造船产能在全球的占比已经不到1%。同时，美国建造一艘集装箱船的成本是其他国家同类船舶的数倍，而且其核心供应链早已不复存在。相比之下，2024年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分别占全球市场份额的55.7%、74.1%和63.1%。
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用行政命令对抗市场规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他们却选择性地无视了此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引发的劳动力断层、技术滞后与成本畸高等问题。1920年美国推出《琼斯法案》，强制要求美国内河航运使用本土船舶，结果导致美国内河航运被高价垄断，不但没有培育出竞争力，反而加速了产业空心化。此后出台的《第二次商船法案》《1970商船法案》等一系列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持续产生影响，使得美国商用造船业在“温室保护”中彻底丧失了竞争力。同时，美国重振造船业的意愿有可能加速其自身经济的“失血”。煤炭、农产品等支柱产业首当其冲，出口商因为运输成本激增而丧失价格优势，大豆、玉米等农作物的市场份额可能会被巴西、阿根廷迅速取代。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也可能会呈螺旋式上升。
值得庆幸的是，当前全球航运业并非只能臣服于美国。国际航运公会的最新报告指出，航运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已经将16.4%的运力转向了新航线。全球航运业真正的产业生命力源于开放海域的自由航行，而不是人为设置的收费关卡。或许多年以后再回头看，眼下的这场风波不过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一个小小的闹剧而已。
本文围绕美国以“重振造船业”为名对中国船舶征收高额港口停靠费这一事件展开，详细阐述了该举措引发的多方反对、对全球航运和供应链造成的不良影响，分析了美国造船业自身的困境以及过往贸易保护政策的失败，最后指出全球航运业有能力摆脱美国此举的负面影响，这场风波只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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