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航渡路：历史的舞台，中行与时代的交织 秋瑾、中行与万航渡路：一段尘封的上海记忆

本文围绕上海万航渡路（原极司菲尔路）展开，讲述了其历史背景，包括曹家渡的发展、“小万柳堂”的人文故事，以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此的一系列经历，如建造职工住宅区“中行别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坚守与抗争，展现了这条马路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时代变迁。

时光回溯到102年前的上海，在中国银行职工群体中，悄然流传着一则消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前往一位病逝老职工家中慰问时，眼前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他。那户职工家境极为贫寒，一家人紧紧挤在石库门底楼的一间狭小房间内，生活过得十分窘迫。此情此景，让宋汉章心中萌生出一个温暖的想法——为职工建造住宅区。经过中行常务董事会的慎重讨论与通过，这片承载着职工希望的住宅区最终选址在了当时的沪西极司菲尔路上。

极司菲尔路，也就是如今的万航渡路。它始建于19世纪60年代，南起愚园路，北至曹家渡折向西，最终与长宁路衔接，再通往娄山关路。1943年，它更名为梵皇渡路（梵皇渡原为苏州河边渡口，据《长宁区地名志》记载，旧址位于万航渡路沪杭铁路二号桥东首苏州河边），1964年改称万航渡路并沿用至今。要了解这条马路背后的故事，还得从曹家渡的历史说起。

秋瑾在此拔剑起舞

曹家渡地区，泛指由万航渡路、万航渡后路、长寿路、长宁路、长宁支路五条道路交会后所辐射开来的区域。这里曾是沪西烟火万家、商业繁荣的闹市，也是上海另一处被称为“五角场”的地标。

曹家渡原本是吴淞江（苏州河）畔的一片荒地。在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因曹姓族人在此捐资造船、义渡行人而得名。19世纪末至20世纪10年代，随着周边道路的陆续辟筑、电车的开通运营以及梵皇渡车站的设立，曹家渡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法华乡志》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榨油坊），这便是曹家渡成市的开端。接着，西段开办了缫丝厂，东段开办了面粉厂，招募了众多男女工人。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聚集的人数不下数千人。于是，马路两旁开始造房开店，各种工匠在此设肆，市场逐渐形成……中外富商巨贾纷纷携资设厂经商。除了缫丝、面粉厂外，洋纱厂、织布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等也在短短几年间相继成立。”因此，曹家渡获得了“沪西小上海”的美誉。

随着工商业的蓬勃发展，这里的人文气息也日益浓厚。在如今万航渡路与华阳路交会处的苏州河畔，曾经有一座名为“小万柳堂”的私家花园（可惜建筑现已不存）。它原是无锡名士廉泉与其妻吴芝瑛在上海的住所，因为廉泉祖上元代名臣廉希宪在元大都（现北京）建有“万柳堂”，所以这里便袭用其堂名并冠以“小”字。

廉、吴夫妇居住在此期间，以书画、诗词闻名，吸引了众多中外访客，其中就有“鉴湖女侠”秋瑾。由于志同道合，吴芝瑛早在在北京生活期间，就与秋瑾义结金兰。秋瑾在赠予她的诗中曾写道：“不结死生盟总泛”“文字之交管鲍谊”。1904年，吴芝瑛迁居上海后，秋瑾成为“小万柳堂”的座上宾。二人交谈时，说到动情之处，秋瑾拔剑起舞，慷慨悲歌。1906年，秋瑾在上海筹办《中国女报》，宣扬男女平等。吴芝瑛听闻后，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还在家中设宴遍请沪上名媛，发动大家集资。对于秋瑾投身革命的行为，她热情赞颂：“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后，吴芝瑛为完成她“埋骨西泠”的遗愿，冒死将其遗体运往杭州，安葬于西湖白堤尽头西泠桥畔，并亲自为她题写碑文。之后，又在小万柳堂内辟建悲秋阁，以此纪念秋瑾。

万柳夫妇

吴芝瑛书《鉴湖女侠秋君墓表》

既有知识必当授人

1913年2月1日，孙中山先生受邀来到圣约翰大学校园内（现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校址），并在“思颜堂”（现40号楼）登台发表演说。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既有知识，必当授人。民主国家，教育为本。人民爱学，无不乐承，先觉觉后，责无旁贷，以若所得，教若国人，幸勿自秘其光”，深刻阐述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

孙先生慷慨陈词的地方，距离小万柳堂并不远。在中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的记忆中，小万柳堂也见证了他人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在1912年3月24日，宋汉章在受邀前往小万柳堂赴宴时，突遭沪军都督陈其美秘密派人拘捕。这背后的原因与当时的一场金融博弈有关。

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每月支出过百万，为了筹集军饷，陈其美打算筹组上海中华银行，作为“日后开办中央银行之基”。他向孙中山再三吁请，希望将中华银行设立为中央银行，还想没收大清银行官股，充作日常用度。然而，孙中山并不支持陈其美的主张，而是力主由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继续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责。陈其美的如意算盘落空后，便设计将宋汉章逮捕，企图以此阻挠大清银行改组，逼迫宋汉章就范。（读史老张著《汉口路上》）

此事一经传出，社会上一片哗然。最终，在各界的声援下，被扣押20余天的宋汉章取保获释，他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当时财政总长熊希龄批示：“该员（宋汉章）办理前清银行声名甚好。此次虽因公受累，前晤沪军陈（其美）都督亦谓该员办事谨慎，廉洁私清，并无所亏……大抵前清银行办法志在牟利，颇失国家宗旨，致贻商民怨谤，其咎在前清之无政策，对该员实不相涉。今幸公家彻底查清，水落石出，正可表见该员之无私弊，此后益昭信用，切不可因此灰心也。”（1912年4月29日《申报》）

四年后，北洋政府对中国银行下达了钞票停兑、存款止付的“停兑令”，宋汉章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但他临危不乱，与中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张嘉璈一起，为维护中行信誉，同心协力抵制“停兑令”。这一行动使中行名声大振，存款数额也迅速提升。到1926年，中行全行存款达3.2848亿元，占全国25家重要华商银行存款总额的35.1%，集中全国资金的规模十分可观。（洪葭管《张嘉璈在中国银行的二十二年》）

殖殖其庭君子攸宁

充裕的资金储备为中行建造职工住宅区创造了条件。在宋汉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中行上海分行自1923年起，在极司菲尔路96号（现万航渡路623弄）投资兴建“中行别业”。在这片地块上，建造起了集宿舍楼、公寓楼、连体别墅（也称“九幢头”或“九宅头”）、学校、图书馆、饮食店、诊所、运动场等于一体的综合型社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不少在沪工作的中行职工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15分钟生活圈”。作家程乃珊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当年都曾是“中行别业”的住户。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淞沪抗战结束后，上海进入“孤岛时期”。“汪伪特工总部”进驻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建筑已不存），极司菲尔路及周边地区逐渐沦为日伪特务猖獗的“沪西歹土”。1939年初，原本居住于极司菲尔路40号（建筑已不存）的出版家张元济，鉴于家境窘迫及家人安全等原因，被迫卖掉老宅，举家迁居至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方花园24号。1940年2月的一个夜晚，位于极司菲尔路愚园路转角处的百乐门舞厅内枪声响起，舞女陈曼丽应声倒地，送医抢救无效后宣告身亡，而这起案件的真相至今仍是扑朔迷离……此时的极司菲尔路俨然已成为“是非之地”的代名词。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多事之秋，中行职工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的“阵地”。1941年初，汪伪政府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并指示76号特工总部不择手段强制推行“中储券”。以中行为代表的各大华资银行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一致拒收伪钞。随后，报复行动接踵而至。“中行别业”曾几度遭受“腥风血雨”，仅在1941年3月22日凌晨的一次搜捕中，中行就有128名员工及家属被非法逮捕。后来，经各界人士的积极营救，其中的多数人才最终获释。在此期间，中行其余员工不畏艰险，照旧坚守岗位，赢得了当时舆论的广泛赞誉。

1945年抗战胜利后，随着大批中行职工陆续返沪，为缓解住宿问题，中行上海分行在1946 – 1947年间，又在“中行别业”内建造了一批5层公寓楼，也称“新公寓”。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公寓”71号和72号的过道两侧上方各镶有八个大字，分别写着“筑室百堵，爰居爰处”与“殖殖其庭，君子攸宁”。这些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中的名句，寄托了当时中行别业居民对于美好安定生活的向往。

1949年5月25日，上海市苏州河以南地区迎来解放。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即将进驻“第一宿营地”——圣约翰大学“交谊楼”之际，两条长约30米、由中行别业居民叶子圣手书的“庆祝大上海解放”和“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巨幅标语，在中行地下党支部党员与积极分子的护送下安全抵达外滩，并从中行大楼上如两条瀑布般飞泻而下，迎接着第一缕曙光的到来。

本文以万航渡路为线索，串联起了秋瑾的革命故事、中国银行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展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人物的英勇抗争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凸显了这条马路所承载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