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于《云南日报》刊发的云南省纪委工作报告，报告呈现了2024年云南省纪委监委在案件查办上的成果，同时首次披露了对政治骗子的查处情况。文章还深入探讨了“政治骗子”的定义、存在因素，以及领导干部如何识别防范，最后介绍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关于政治骗子的处分规定和过往云南查处的典型案例。
在3月25日这一天，《云南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则重要内容。那是云南省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冯志礼于1月9日在云南省纪委十一届五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犹如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2024年云南省纪委监委在反腐工作上的不懈努力与显著成效。报告显示，在这一年里，云南省纪委监委对省管干部立案多达99人。而全省的纪检监察机关更是全力以赴，立案数量达到27423件，留置1690人，处分25020人，案件查办工作持续保持着强大的力度。值得一提的是，全省129个县级纪委监委都对县管干部采取了留置措施。同时，有690名干部主动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4728名干部主动交代问题，与以往相比，分别增长了85.9%、98%，这充分体现了反腐威慑力和政策感召力。
报告中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点，那就是严惩结交政治骗子的行为，并且首次披露了对祁麟、胡剑、黄红蕾等政治骗子的查处情况。
若你想深入了解报告详情，可点击查看报告全文。
那么，究竟什么是“政治骗子”呢？一般来说，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段来伪装自己。比如虚构冒充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朋友、身边工作人员；或者给自己设计一个有特殊背景的身份，像专家教授、学者智囊、“大师”等。在行为包装上，他们会伪造领导干部图文影音资料，虚构与领导干部的交往经历，传播政治谣言，制造内部信息，假意“牵线搭桥”等。他们以“提拔重用”“摆案抹案”等政治利益为诱饵，骗取他人信任，最终目的是谋求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等不正当利益。
此前，冯志礼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领导干部如何识别和防范“政治骗子”》。在文章中，他提到地域历史民族文化中的亚文化，是“政治骗子”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云南为例，其天然形成的地理特点，如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内部差异极大，反映到政治文化上，使得一些党员干部有“天高皇帝远”的政治潜意识。这种“边缘政治”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给“政治骗子”提供了运作的空间。一些“政治骗子”正是利用干部的攀附心理，搅动地方政治生态，背后延续的就是这样的思维和行为惯性。
文章还强调，作为领导干部，必须不断增强识别和防范“政治骗子”的能力，避免成为下一个被骗的对象。同时，要构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织牢织密监督网络，加大对“政治骗子”的惩治力度。
在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明确增写了关于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以及党员充当政治骗子的处分规定。
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或者被政治骗子利用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而充当政治骗子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不过，如果党员干部结交政治骗子的时间较短，发现被骗后及时终止交往，或者未给政治骗子办事谋利，情节轻微的，可统筹考虑事实证据、思想态度、悔过表现、查处效果等，不予处分或者免予处分，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检查、予以诫勉或者组织处理。
认定党员干部充当政治骗子行为，要求党员干部具有通过插手人事安排、工程项目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动机，且客观上采取了欺骗的方式，骗得有关人员的误信。
这是反腐警示专题片《围猎：行贿者说》的截图。
云南省此前就查处过一些政治骗子，并且通过反腐警示专题片公开过相关典型案例。例如，政治骗子何清帆曾以“谈恋爱”的手法，从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原局长涂力军手中承揽了2.1亿元项目。她还谎称自己父亲是中央领导，向昆明市政府原副秘书长肖为民行骗。
冯志礼曾指出，一些“政治骗子”之所以能够得逞，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骗术有多高明、“技术含量”有多高，而恰恰在于少数党员干部的思想“太低级”。
本文围绕云南省纪委工作报告展开，展现了2024年云南在反腐工作上的显著成果，重点提及对政治骗子的查处。深入剖析了“政治骗子”的定义、存在因素，强调领导干部要增强防范能力，同时介绍了新修订条例中的处分规定和过往典型案例，凸显了云南坚决打击腐败、净化政治生态的决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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