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丽霞：28年坚守，为农村失地妇女撑起法律保护伞

林丽霞从一名四川小城的生物老师，转变为致力于为农村失地妇女维权的法律工作者的历程。通过分享典型案例，展现了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方面面临的困境，以及她们为争取权益所付出的努力。同时，介绍了相关法律的推动和完善，体现了社会在保障女性权益上的进步。

30年前，林丽霞毅然辞掉了四川小城生物老师的工作，踏上未知的旅程。那时的她心中没有明确的方向，既不了解法律知识，也未曾接触过女性主义思想，仅仅怀揣着对“不一样生活”的渴望，离开了熟悉的小城。

命运的安排让她来到了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后来改名为“千千律所”）。在这里，她的生活逐渐有了清晰的方向。在随后的20多年里，林丽霞和同事们通过诉讼、走访和宣传等方式，积极为3000多位散落各地的农村失地妇女维护权益。她们不辞辛劳地收集了大量真实的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基层实际出发，自下而上地推动着法治的进步。

然而，维权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并不是每一位妇女都能顺利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值得欣慰的是，形势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202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通过，这无疑为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林丽霞一直热衷于为出嫁女争取发声的机会。她深知，只有不断地表达，才能让这些妇女的遭遇“被看见”。在《人物》2025年“女性力量”的演讲活动中，林丽霞深情分享了与失地妇女们共同维权的故事。她详细讲述了妇女土地失权的典型案例，介绍了司法实践的变革，也赞扬了当事人们的勇敢和坚韧。她表示，会一直和当事人们站在一起，共同见证女性拥有更多的选择和权利。

以下是林丽霞的讲述——

大家好，我是林丽霞，在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已经工作了28年。在反家暴、劳动权益、土地权益等多个领域，我们为数千名女性提供了公益法律援助。当听到本次演讲的主题是“在场”时，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分享。在这28年里，我们所做的就是和当事人相互支持，始终“在场”。

我曾经在四川当了6年的中学生物老师。由于对现状不满，1995年，我辞去工作来到北京学习英语。后来，我应聘到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担任文秘工作。2009年，我们中心更名为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

刚入职的时候，我并没有打算长期干下去，因为我对法律一窍不通，也谈不上喜欢。但工作之后，我很快就发现这份工作意义非凡。通过它，我可以了解到许多社会问题，并努力去改变和解决这些问题。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开始自修法律，先后在职获得了北大和美国天普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

从2004年开始，我们频繁接到农村妇女关于土地权的求助电话。那几年，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尤其是城郊的农村土地，不断被征用和开发，土地权益方面的纠纷也日益凸显。一些农村女性，常常因为结婚、离婚、再婚，甚至是大龄未婚等原因，被排除在集体收益分配之外。

在农村，存在着一种不合理的观念，认为女性必须依附于婚姻才能享受权益。女性因婚姻而流动，但却因此受到区别对待。通常情况下，儿子被视为“村里的人”，他及其配偶和后代都有权享受村民待遇，而女儿则被当作“嫁出去的人”，不能享有这些权利。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典型的故事。主人公是我们接触的失地女性中，维权时间最长的一位。她从31岁开始维权，到现在已经71岁了，整整坚持了40年。

她叫杨志军，是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万丰村的村民。她身材娇小，虽然上学不多，但知书达理，喜欢讲道理。

1982年，她从村里分到了2.2亩承包地。后来她结婚了，由于老公是城里人，她的户口迁不过去，女儿的户口也只能随她落在村里。女儿出生后也分到了土地。

然而，1985年，村里以她是出嫁女为由，收回了她和女儿的承包地。同村还有68位女性和她面临着同样的处境。

杨志军对此十分不满，她认为女人并不比男人矮一截，也不会因为自己是女性就理亏。她不明白为什么只有女人被称为“出嫁女”，而男人却没有类似的称呼。她更不理解，同样在村里生活和劳作，为什么女性就没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土地。她坚决不接受这样的结果。

从1985年开始，杨志军就开始四处奔走。她找遍了村委会、乡镇、县市的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拿回属于自己的土地。

但相关部门却互相推诿，或者拖延不解决问题。2003年，他们告知杨志军，“村里已经没地了，你想分也没有”。杨志军不相信，于是趁着晚上无人的时候，用双脚一步一步地丈量土地，推算出村里还有100多亩地。她拉着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去现场确认，结果发现确实还有96亩地。杨志军以为这下终于可以分到地了，可没想到，村里讨论后决定，让她们与新增人口一起平分这些土地，这样每人只能分到3分地，而不是应得的1.5亩地。

杨志军果断地拒绝了这个方案。在她看来，这3分地更像是一种施舍，而不是她本就应该拥有的。

她心里清楚，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她维权18年来取得的一个小突破，但其中的辛酸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么，这18年来，她都经历了什么呢？

她成了村里的众矢之的。刚开始维权时，她们每人分得7分口粮田，但她在地里种什么，村民就扒什么。为了守护这份来之不易的土地，她甚至不得不晚上都睡在地里。

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无疑是勇敢的行为，但我们很难想象，这份勇敢背后，她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当一位女性站出来索要自己的土地时，就相当于与全村人作对。她甚至会遭到家人的排挤和嫌弃，兄弟们会觉得她想要争家产，父母会认为她丢人现眼。走出家门，村民还会骂她不要脸，说她已经嫁出去了或者离婚了，还赖着不走，来分大家的财产。

有些女性外表看起来文文弱弱，但她们一开口，就能让人感受到她们内心的那股劲儿。以前，她们说得最多的是“我要争一口气”，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说“这是我的权利”，哪怕争取的只是200元甚至是几包盐。就像我们山东的一位当事人，她为孩子争取的就是几包盐，但她坚定地说，“这不是几包盐的问题，这是一个权利问题！”

对于这些女性来说，什么是“在场”呢？“在场”就是要出现在那里，要被看见，要被听见。站出来为自己的权益而抗争，她们就已经“在场”了。

2009年，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杨志军分到了1.5亩的“虚拟”地，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地，但享有土地的权益。因此，她得到了征地补偿款和失地养老保险。

但她女儿的失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十几年来，她一直在为女儿索要土地，因为她想给女儿一个交待。

“出嫁女”的维权为什么如此艰难呢？在实践中，通常认为我国一直没有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的法律规定。结婚女性能否享受同等的村民待遇，往往由村集体决定，而大多数村民当然不愿意让更多人来分享他们的利益。

这些年，出嫁女的征地补偿问题似乎有所改善。南宁的当事人发信息说“我们大人的问题解决了，孩子的问题让我们等着”，广东的当事人说“我的执行款到账啦”，四川的当事人说“我的官司打赢了”。

当然，还有一些女性的权益依然没有得到保障，尤其是宅基地的拆迁安置权益。今年我已经接到好几起这类咨询。

在宅基地的拆迁安置中，女儿通常不被计算为安置人口，无论她年龄多大，是否结婚；而儿子，即便未婚，也可以享受到三人份的宅基地面积或者安置房，其中还包含了他未来妻子和孩子的份额。

男性结婚前，在这三人份宅基地上盖的房子或者他在拆迁中分得的房子，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属于男方婚前的个人财产。这就意味着，他未来的妻子，名下可能没有房产，除非男方主动给予；如果离婚，女性很可能无处可居。

这对女性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去改变这种状况。

我们郭建梅主任总是说，我们代理案件，从来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有些案件涉及的问题，在法律上可能还是空白，或者存在争议，所以这些案件的胜诉率不会很高，但却很有价值。因为法律就是在不断接受质疑和挑战，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

法律的改变和完善，需要以成功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所以，从2006年开始，我们一边代理典型个案，一边在河北、湖南、黑龙江、江苏等地开展试点项目。我们在当地进行调研，了解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的状况；通过培训，推动试点村修订村规民约；通过研讨，与相关部门共同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案。在这些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再自下而上推动国家立法，让更多人受益。

此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发声，让更多人了解这些问题。早些年，这个议题不太受媒体关注。2022年4月，我在一席发表了关于该议题的公开演讲，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很多记者主动联系我，写出了许多深入、优质的报道。从那之后，我觉得这个议题才真正得到了关注。

2022年底，全国人大公布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认真研究了草案中与妇女权益相关的条款，参考了地方好的做法，也收集了很多出嫁女和村书记的想法，在成员身份认定方面，提出了较为具体的修改意见。

出嫁女们提交立法建议也非常积极。她们动员家人、亲戚朋友去网上提交；不会使用智能手机或电脑的，就找孩子或旁人帮忙；有些不仅在网上提交，还打印出来邮寄给立法部门，并附上自己的判决书等材料。

2024年6月，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最终通过，我们提出的很多建议在法条中都有所体现，出嫁女们对新法充满了期待。南宁的一位出嫁女说，她兴奋得一宿没睡，因为新法中规定了成员的子女应当确认为成员，这就意味着解决她孩子的问题有了法律依据。

对于离婚或者丧偶女性，新法也带来了好消息，法律明确规定不因离婚、丧偶而丧失已有的成员身份。

这部法律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希望这会成为出嫁女权益保障的一个转折点。

从事公益法律援助这么多年，我经历过高兴和心愿达成的时刻，也感受过悲伤和荒唐的瞬间。但我的内心始终是充实且满足的，因为我能够见证时代的变化发展，并参与其中，哪怕只是促成最微小的改变。

我很庆幸，这么多年来，能与这些勇敢、坚韧的女性一直保持“在场”。

像杨志军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比如浙江诸暨的周小雨。她结婚仅一年就失去了12万元的土地补偿款。她文才很好，也很用心，在维权过程中，她不断发声，微博曾两次冲上热搜，案件也受到了很多媒体的关注，她的证据也十分充分，但最终却未能改变结果。

当她接到高院败诉的通知时，当场嚎啕大哭。但哭完后，她坚定地说，她还会继续努力。她甚至还会鼓励我。有一次，当我对某些现实表现出无奈、沮丧的情绪时，她对我说，“林老师，别气馁，您是最棒的！”这让我感到无比温暖。

上周，我接到一个安徽女孩的求助，她也是刚结婚一年，集体分配款就被取消了。我告诉她：你的户口未迁出，也未在其他任何集体经济组织享受权益，按照新法规定，你原有的身份和待遇不能被取消。等新法实施后，你可以去起诉，到时把起诉状发给我们，我们可以帮你修改。

她原本边打电话边哭，听我说完后，她说自己平静了下来。她已经在很多地方碰了壁，村干部、乡镇、县里，她都找过，始终没有得到支持。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说理、可以被倾听的地方。她最后笑着说，“林老师，我感觉我有力量了。”

我们和她们，都在等待新法实施的那一天。

我想，保持“在场”，有时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时是困难时的互相依靠。在这里，我希望每一位女性都试着“上场”，永不“离场”。或许这很难，但只有“在场”，我们才能拥有尊严，生命才有价值。谢谢大家。

本文围绕林丽霞为农村失地妇女维权展开，介绍了她从生物老师到法律维权者的转变，通过讲述杨志军等典型案例，展现了农村妇女在土地权益方面遭遇的不公及维权的艰难。同时阐述了相关法律的推动和完善过程，体现了社会在保障女性权益上的进步。林丽霞与这些勇敢坚韧的女性相互支持，共同期待新法实施带来权益保障的改善，强调女性应积极“在场”争取自身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