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聚焦上海治理室外“游烟”的举措，阐述了“游烟”现象的现状、背后的社会矛盾，分析了治理“游烟”的成本和难度，并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降低治理成本的方法，最后以英国威尔士为例说明治理需分阶段推进，期待上海及更多城市试点取得良好效果。
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通过明确制度法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以及社会风尚等一系列“交易规则”，能够助力人们清晰地分辨“是非对错”。如此一来，便能跨越那些矛盾频繁出现的模糊地带，逐步让社会共识达到最大化，进而找到合作共行的最优解决方案。这，便是“游烟”治理所带来的经济学启示。
在治理室外“游烟”方面，上海勇立潮头，率先采取行动。今年3月，上海选取武康路等8个中外游客集中、人群密集的“网红”地标场所，运用增加控烟宣传元素、安排志愿者“随时劝”等柔性引导方式，积极探索减少室外二手烟现象的有效路径。
上海街头醒目的“不吸游烟”标语，时刻提醒着人们注意公共环境的健康。（来源：新闻晨报）
那么，究竟什么是“游烟”呢？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当你走在马路上、在停车点等候、或是站在景区闸机口时，随时都有可能碰到一个正吞云吐雾的人，紧接着便能闻到那股刺鼻的烟味在空中弥漫开来。
在“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被正式写入我国法条10余年后，“游烟”如今终于在局部地区进入了“禁烟”的新一轮管理范畴。这背后，是人们健康意识的深度觉醒，是个体对自身权利“忍一忍也过不去”的强烈觉知，更是“高质量呼吸”与“二手烟弥漫”之间深刻社会矛盾的大背景使然。
当下，人们对于无烟公共环境的渴望愈发强烈。上海多部门曾联合对超万名市民开展“游烟”相关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市民经常遭遇“游烟”，逾九成市民对“游烟”表示反感，超七成市民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游烟”。前不久，在上海迪士尼，一名父亲为了维护自己婴儿的健康，与同在排队的吸烟者发生争执，这一事件也成为了这一社会现象的生动注脚。当无数个体的遭遇形成一种社会性无助时，该议题显然需要被提升到更高的社会层面进行思考和讨论，从而探索出更有效的“公共解”。
事实上，从上海此次试点过程中试图调动各方力量，便能看出处理这类问题的“成本之高”“共治之难”。试想一下，一个个体如何能够同时叫来城管、文旅、环卫、街道、警方等多方人员赶往现场，去处理这样一场“道理上清晰、却解决时迷茫”的对峙呢？答案是，唯有将个人纠纷的成本平摊进社会治理的成本之中。
那么，如何降低这种成本呢？我们不妨先进行一个思想实验，设想一种“理想状态”：一个吸烟者的旁边，恰好站着一个喜欢闻烟味的人，两人的偏好相互契合，既没有需要额外调节的“口舌之争”，也没有必须额外支付的罚金。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经济学假想的“平衡状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如果经过长期的宣传引导，“不在室外公共场所吸烟”能够逐渐成为像“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地吐痰”一样的常识，那么社会治理的成本会不会降低一些呢？如果通过严格立法执法，让“游烟者”像面临“违停会被贴罚单”“酒驾会被吊销驾照”等惩戒时一样有所忌惮，这种平衡状态会不会更容易接近呢？
更具体而言，就是要反复试探“游烟客”内心“成本”的刻度。例如，抽一次烟的快感，究竟会在多少人劝导后消退，在多少金额的罚款后被浇灭，在多少次路过提示牌后变为羞愧？
通过明确制度法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社会风尚等“交易规则”，帮助人们明辨“是非对错”，从而跨越那些矛盾频发的模糊地带，逐渐形成社会共识的最大化、找到合作共行的最优解——这是“游烟”治理的经济学启示。
当然，向这一“平衡状态”靠近的过程必定是艰难的，而且需要分阶段推进。英国威尔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7年，英国威尔士宣布将无烟区扩展到室外公共空间的计划；2021年，“在学校门口抽烟处以100英镑（约合909元人民币）罚款”的规定正式落地生效；到2024年，计划将室外禁烟区域进一步扩大至酒吧、花园、户外餐厅，以及儿童游乐场、医院附近等特殊场所。
如今，上海已经迈出了“户外禁烟”先行先试的第一步。在此过程中，哪种方式更有效，是否还有更合适的手段，不妨期待上海以及未来更多城市的试点效果。但至少，我们已经迈进了“禁烟治理”的一个新阶段，而每一次的跨越，都是一次文明水位的抬升。
本文围绕上海治理“游烟”展开，分析了“游烟”现象、治理难题及成本，从经济学角度提出降低成本的思路，以英国威尔士为例说明治理需分阶段推进，肯定了上海试点的意义，认为其开启了“禁烟治理”新阶段，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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