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高额彩礼困局,婚俗改革刻不容缓 高额彩礼:从传统“礼”到家庭“债”的转变

本文围绕高额彩礼这一社会热点问题展开,阐述了其在一些地方蔓延成为青年婚恋难题的现状,分析了背后传统观念与现实困境交织的原因,介绍了各地婚俗改革的实践与成效,最后探讨了全社会参与协同治理高额彩礼问题的破题之路。

结婚,本应是人生中洋溢着幸福与喜悦的大事。然而,在当下的一些地区,高额彩礼却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得许多青年喘不过气来,成为了他们难以承受的负担。近年来,高额彩礼问题呈现出蔓延之势,逐渐演变成困扰青年群体婚恋的一个现实难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高额彩礼”再度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话题。他们从不同的视角深入剖析高额彩礼这一现象,积极探讨治理之道,为推动婚俗改革、营造健康的婚恋环境建言献策。

高额彩礼之困:从“礼”到“债”的现实之痛

彩礼,原本是中国传统婚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象征着男方对女方的尊重与诚意。但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彩礼却逐渐“变了味”。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濉溪县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陈影在调研中发现,皖北不少地区的彩礼普遍都在10万元以上,要是再加上“三金”等费用,累计起来将近20万元。陈影表示:“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不少农村家庭不得不四处借钱。”

长期关注西部地区青年结婚彩礼情况的学者马广军提到,在西部的一些地区,二三十万元的彩礼并不稀奇,除了现金,黄金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往往还要求男方在县城购买房子。

马广军还指出:“在一些高彩礼的地方,彩礼返还给年轻人使用的情况很少,大部分都留在了女方家,说是对女方的一种补偿,但实际上却给很多新婚家庭埋下了不幸的种子。”他分享了一个真实案例:在一个西北山村,小伙子为了娶亲,家里东拼西凑借了30万元彩礼。婚后,一家人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沉重的债务问题,小两口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期间矛盾也越积越多,原本应有的幸福被消磨得一干二净。

传统观念与现实困境交织

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高额彩礼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

来自甘肃省古浪县乡村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光霞认为,传统观念是导致高额彩礼出现的重要因素之一。她表示:“过去,彩礼象征着‘面子’,彩礼越高,越能体现男方的诚意。这种观念在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很容易形成攀比的风气。”

现实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彩礼的上涨。李光霞提到,一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部分家庭希望通过彩礼来改善经济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彩礼的攀比现象。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东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主任丁德芬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她认为:“一些人觉得,彩礼既是男方家庭态度的体现,也是对女性婚后保障的一种方式。”她观察到,有一些人认为,部分女性如果婚姻出现问题,彩礼将成为最后的物质兜底。

据马广军观察,在一些地方,传宗接代的思想深入人心,即便男方家庭经济困难,也会想尽办法凑齐彩礼。他说:“周围人都在攀比彩礼,这种风气让彩礼越来越高。”

马广军还分析指出:“一些农村适龄男女比例失调也是重要因素,在西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按照传统观念,结婚时男方要准备房子、给女方彩礼,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大部分农村普通男青年很难在外择偶,而女孩子则可以通过就学工作,在外择偶相对容易,这就导致农村男孩多女孩少,彩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

各地婚俗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面对高额彩礼带来的种种问题,各地纷纷积极展开探索与实践,试图找到破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在李光霞所在的古浪县大靖镇三台村,近年来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宣传引导,婚俗新风尚已经蔚然成风。李光霞介绍说:“我们利用大喇叭广播、张贴宣传标语、召开村民大会等方式,向村民宣传高额彩礼的危害和文明婚俗的理念。”村里还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村规民约,明确了彩礼标准,让村民有规可循。

三台村还通过设立“文明股”“巾帼家美积分超市”等积分奖励机制,对积极响应婚俗改革的家庭和个人进行奖励,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参与热情。李光霞表示:“在这些措施的推动下,全村文明婚俗已成风尚,很少有人因为彩礼高而结不了婚。”

东至县也在积极探索婚俗改革之路。丁德芬说:“合理的彩礼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坚决反对高额且超出承受范围的彩礼。”当地的移风易俗行动成效显著,如今,已有不少年轻人主动选择“零彩礼”,还有人摒弃传统婚宴形式,选择旅行结婚或仅举办小范围的亲戚家宴。

来自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全国政协委员贺颖春认为,结婚需要两个家庭的共同托举。她介绍说,当地婚礼支出通常由双方家庭共同承担,男方家如果出一部分彩礼,女方家往往会返还一大部分,有的甚至以牛羊等作为陪嫁。她表示:“这样的习俗,让年轻人在结婚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可以轻装上阵。”

破题之路:全社会参与协同治理

对于治理高额彩礼问题,全国政协委员马东平认为,从根本上遏制高额彩礼,需要法治层面的介入。

她建议,加快推动治理高额彩礼地方条例立法,明确政府部门、人民团体、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职责,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乡村自治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将治理高额彩礼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之中。

贺颖春则强调引导的重要性。她表示:“妇联等部门经常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树立典型,引导群众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在她看来,通过举办集体婚礼等方式,也可以有效遏制高额彩礼现象的蔓延。

陈影也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多管齐下解决问题。她认为:“彩礼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不仅关乎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更反映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至关重要,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增多了,收入水平提高了,返乡青年多了,彩礼背后折射出的结构性问题才会有所缓解,农村婚恋市场的窘境也会随之改善。

在马广军看来,高额彩礼问题的解决,需要调整人口结构、转变传统观念、完善法律和保障制度等多方面的措施。他强调:“只有通过全社会的关注和努力,才能让彩礼回归理性,让婚姻不再被金钱绑架,让婚恋市场恢复健康与和谐。”

本文深入剖析了高额彩礼这一社会问题,指出其已成为青年婚恋的现实难题,分析了背后传统观念与现实困境交织的原因。各地积极开展婚俗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治理高额彩礼需要全社会协同参与,从法治、引导、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入手,推动彩礼回归理性,营造健康的婚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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