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参与中央民族乐团《跟着民歌去旅行》系列合唱音乐会的创作历程，从最初编创的迷茫，到通过采风找到创作方向，揭示了民歌的生命力在于口耳传唱和“二创”，并在“汉中篇”进行了相关尝试。
赵泽明
音乐会《跟着民歌去旅行》演出现场。卢 旭摄
2025年3月15日晚，我端坐在北京音乐厅里，静静聆听着中央民族乐团精心出品的系列合唱音乐会《跟着民歌去旅行》。这场音乐会意义非凡，尤其是乐团首次为地区定制的板块——“汉中篇”，其中多首合唱作品皆取材自汉中地区的民歌，它们在舞台上接受着观众们最直接的检验。
那热闹非凡的演出现场，一下子将我的思绪拉回到了2024年的汉中。秋日的一个上午，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努力踮起脚，全神贯注地听完了一场非遗民歌演唱。那是靳佩兴老师带来的《太阳出来一把火》和《九连环号子》，歌声一响起，我就被深深吸引，忍不住和观众们一同赞叹：“唱得太好了！”然而，赞叹之余，我心中也不免泛起一丝迷茫：当这些作品以“合唱 + 乐队”的全新形式呈现时，究竟要怎样才能让听众们为之惊艳、为之赞叹呢？
时间回到2023年，那时这场音乐会连名字都还没确定。我作为音乐总监，整天闷在团里，一心只想着如何运用精致的写法和高超的技巧，去装点那些脍炙人口的旋律，试图用“国家队”的深厚艺术功底，来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我没日没夜地奋笔疾书，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却唯独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如今的观众到底想听什么样的民歌。在这种心态下编创出来的作品，在乐团内部试演时，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反馈。好在，时任团长赵聪并没有放弃我，她耐心地安慰我：“写不下去就别强求，放轻松些，多出去走走看看，说不定灵感就来了，就当跟着民歌去旅行了呗！”
在团长的鼓励下，随后的半年时间里，乐团的创作小组开启了一段特别的“旅程”。我们蹭着团里乐队下乡演出的行程，借着各个传统节日的契机，顺着中央对地方帮扶的项目，踩着国内时事热点的脚步，去了好多地方。我们在贵州毕节，听当地人热情打歌；在陕南镇巴，参观革命老区纪念馆；在云南白族聚居区，听老人们讲述古老的故事；在内蒙古的锡林郭勒草原，我们甚至就那么静静地发呆，感受着大自然的气息。每到一个地方，我们都会四处寻找当地最有口碑的民歌手或传承人，认真聆听他们演唱老乡们最爱听的民歌。每一次聆听，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这咱可来不了”的赞叹。
直到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的一次采风，改变了一切。有一次，我去路边买瓶水的工夫，听到一个刚刚和我们一同听完演唱的陌生小哥，随口哼起了同一首调调。从专业的内行角度看，他哼的并不准确，节奏与音高都不在准头上，甚至还改变了风格，歌词也进行了“二次创作”。但奇怪的是，那声音听起来却格外好听！我厚着脸皮求他多唱了一遍，然后顺着他的思路，创作出了《跟着民歌去旅行》系列音乐会的作品《黑土欢歌》。从那一刻起，我仿佛真的在跟着民歌去旅行的路上，找到了创作的方向：要忠实记录当时的感受，而不是一味地计较作品的还原度与技巧。
还是2024年秋天的汉中，演出结束后，在散场的人群里，一个小男孩用不知道从哪里听到的节奏，把靳佩兴刚刚演唱的两首民歌重新哼了起来。随着那充满活力的律动，我把《太阳出来一把火》和《九连环号子》按照自己的记忆重新组合、哼唱并记录下来，命名为《秦巴号子》。这首新鲜出炉的作品，就这么在我的面前，由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的小男孩一同完成了。
我想，这也许就是民歌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吧。它不在于外在的精致包装，而在于口耳之间的传唱；不需要一板一眼的复刻，而是可以让人们“哼”出自己喜欢的“二次创作”。那些抓耳的旋律，都是从生活中被我们听到、哼唱，然后逐渐演化而来的。我们作为音乐创作者的使命，就是将这一过程加速延续下去，让观众们能够用听到的调子哼出属于自己的歌。在“汉中篇”，我们大胆尝试让原生态的演绎与新创作的表达同时绽放在观众面前，把“原唱与二创”平行地搬到了舞台上。
我们时常感叹，“跟着民歌去旅行”真是一个好名字，它不仅是一场音乐会的名称，更是我们这段创作旅程的真实写照。
本文围绕中央民族乐团《跟着民歌去旅行》音乐会的创作展开，作者从最初编创的迷茫，到通过采风找到创作方向，认识到民歌的生命力在于口耳传唱和“二创”。在“汉中篇”尝试将原生态演绎与新创作表达结合，旨在延续民歌的传承与发展，让观众哼出自己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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